最近如果看中國的報紙，可以經常看到一個字眼，就是“新常態”，怎么來理解這個“新常態”？我們首先講，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“非常態”的，它不能持久的，這是一個規律。所以，我們今天講經濟要進入“新常態”這有兩個含義。
第一，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如果是為了速度而超高速增長，這是對中國經濟不利的。第二，過高的增長率帶來哪些不利呢？主要有五個方面的不利。第一個資源消耗過快。第二個環保受到影響，生態惡化，第三個低效率，第四個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。這四個缺點以外，還有一個就是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。
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，就留下了很多后遺癥。現在不得不再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到重要位置上。結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我們講比總量、重量，1840年中國跟英國發生戰爭時，中國的GDP要比英國大很多，中國當時GDP是世界第一的，但是我們的結構不行。
英國的工業革命從1770年開始，進行了70年了，70年的工業化的成果，英國的GDP是蒸汽機，是它的產品，鐵路、鐵軌，連它的紡織業都是用棉紡織，它是用機器制造的。而中國的GDP結構完全是農產品跟手工業品。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火車和輪船了，而中國當時仍然是帆船和馬車。中國出口是什么呢？是茶葉、瓷器、絲綢等這樣一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，而英國是不一樣的。英國的出口是機器設備、蒸汽機、鐵路這些東西。所以，英國在結構方面遠遠超過了中國。
再看一個重要的結構，人力資源結構。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很多，英國當時才一千多萬人，中國那時候已經是差不多四萬萬人了。但是，英國產業革命以后已經70年了，所以他們那時候，小學都普及了，開辦了大量中學，新建了很多大學，每年培養出大量科學家、技術人員，還有經濟管理人員、金融專家等等，中國農民絕大多數的文盲、婦女絕大多數是文盲，少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，為了科舉。中國的人力資源結構也不如英國。
所以，今天雖然我們總量上已經占到世界第二位了，但是從GDP結構方面講我們還落后于一些發達國家，因為我們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占的比例沒有他們那么大。中國的人力資源雖然比過去改善了很多，但是我們大學畢業生在全人口當中的比例也比他們小，中國的熟練技工的隊伍也正在形成，所以，這種情況下我們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最大損失，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搞“新常態”。
“新常態”是這樣的理解，就是在討論“十三五”規劃的時候，因為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，漸漸就結束了，將來要搞第十三個。所以，很多專家，包括我在內都提出速度不要太高，因為我們不單純追求速度，以免發生那些毛病。
這就談到第二個問題，把硬性的增長指標改成彈性的預測值。中國多年以來，一直下死命令一樣的，就是經濟增長目標。比如今年定的9%，全國都是這樣的，拼命干，達到8%，這樣下去它有幾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對地方政府形成了壓力，對中央政府同樣也形成了壓力，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，中央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，通過了你就要執行。這就成為任務。以后就是趕超別人，而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，也顧不上結構問題了，而且是很被動的。
為什么很被動呢？因為主要的原因在于你要有硬指標的話，就一定要完成，如果要完成，可能你產能過剩，成本過高，或者效益很差，質量那就放在次要地位了。所以，中國要改，這是很多經濟學家的意見。可喜的是現在中央已經在一些市——還沒有到省作為試點，先試驗這個路，如果這個成功，對我們高經濟增長跟調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。
中國經濟增長率在下降，所以要談第三個問題。第三個問題是什么呢？我們怎么來看待當前經濟增長的下降。經濟增長下降有許多原因造成的，比如出口沒有前幾年那么旺了，還有一些過剩的產品也銷不掉。當然，這些原因都在。但我們應該看到，要有一個概念，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我們實際的GDP比統計公布的要高，而且年年如此。
舉幾個例子說，第一、農民蓋房子，在西方發達國家都計入GDP的，而中國農民蓋房子，鄰居親戚互助蓋房子，村里幫一些人蓋房子，統統不計入GDP，這個量是年年在變大。這個量很大的。
第二、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的，就是家庭保姆，好幾千萬人，這個數目還在增加，拿的工資是不計入GDP的。過去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講，當你和家里保姆結婚以后，GDP將下降，因為雇保姆給她錢，而跟她結婚，就不用付錢給她了，她照樣給你做家務。所以，中國保姆的工資在漲，它不計入GDP，而且量越來越多。
第三、在中國，個體工商戶，他們的實際的營業額是倒推出來的，他們是包稅制。比如這個小店300塊錢一年，就定了你做多大的生意，做多少產值，根據會計的稅，你應該是多少來推，而且個體工商戶的數量最近增加的很快，這幾年都是這樣的。所以，他們的產值都是用包稅方法倒推出來的，實際比這個要大。而且最近還在給一些三萬塊錢營業額以下的免稅，免稅就不好推了，但是這個數目是還在。
第四、中國現在的GDP的構成大概是這樣的，企業不到35%，外資企業不到10%，而民營企業可能超過了55%，這是前年的數字，這兩年數字還沒出來，也就是說中國的民營經濟占了GDP的55%。55%是個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說人家外國人唱衰中國的時候，說中國的GDP因為是摻了水的，都是虛報的，所以它不了解中國。
民營經濟能虛報嗎？民營經濟虛報不就吃虧了嗎？國有企業有一些是可能有虛報的地方，但是它們的虛報是有限的，為什么虛報呢？表示我的政績，我為了提拔，但是他不能多報，一多報就露餡兒了，可能稍微有一點。民營企業少報的要比他虛報的要多。
從以上四點來講，我們可以承認中國GDP少報就是事實，這個事實說明什么問題呢？年年如此，所以增長率看不出大的變化，但是這個量是逐年在增加的。所以，我們GDP比實際公布的多，在大家心中有數了，就不要怕現在減少了，下降0.2個百分點，0.1個百分點，我們要有信心。
第四個問題，在當前，著重要研究投資跟就業的關系，這是經濟學中一個老問題。因為經濟學中從來都是這種想法，就是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，是投資的結果而顯現出來的，你要增加就業，就必須大量投資。
但目前中國的情況變了，因為中國的情況正在朝市場經濟走，這就要基礎創新，技術要改革，成套設備都要更換，而每一次更換成套設備的時候，投資到高新技術產業的時候，都提到就業人數反而減少了，因為它自動化、機器人，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就業。所以，這個成為一個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然的問題。
另外，在這里還應該看到，中國正在加強環保建設，低碳化經濟。比如“霧霾”就是工廠排煙太多，燒煤太多，所以到處都在低碳化。低碳化的結果必然會關、停一些企業，而這個你投資多，如果是為了治理環保，不要忘記在環保治理的同時有一部分工人會失業。
那中國就業靠什么辦法？中國當前的政策是靠大力發展民營企業，大力發展小、微企業。現在對小微企業和民企一樣，先開業、后辦證。只要你登記，省掉很多手續，而且小微企業有貸款幫你創業，這就是解決中國就業率低的一個辦法。
還有，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第二種情況，中國的農業正在起來。在今年，中央的文件中正式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制，國際上家庭農場制是美國、加拿大、西歐才有，中國從來不提的，現在有了。因為土地經過確權了，現在確權工作正在大力開展。
確權是什么意思？過去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是集體所有制，但是沒有確權，農民事實上是空的所有制的承擔者，現在不同了。現在正在進行土地確權。2012年我們帶了政協經濟組和北京大學光華學院的師生在浙江的嘉興、杭州、湖州等幾個地方在考察，在這幾個地方考察的時候，驗收完了，我們進了一個村子，跟人們談了。
確權是什么？確權主要是“三權三證”，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發證，宅基地的使用權發證，農民在宅基地蓋的房子房產權發證。農民放炮慶祝。我們在那里看得很清楚，農民收入大大增加。浙江的嘉興市它是這個情況：土地確權之前，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.1:1；確權以后，正式公布的是1.9:1，農民的收入從3.1:1變成1.9:1，差距大大縮小了。
問農民，怎么樣一下子起來那么高呢？這都是土地確權的好處，土地確權以后，與過去不同了。過去農民權利得不到保護，既然是集體所有制，要圈地就圈地，要拆房子就拆房子，你晚上在家睡覺，早上起來，房子被人家拆掉了。所以這種情況現在不可能再有了，因為他能夠保護自己的權利了，他積極性提高了，養殖業就發展了，種植業也發展了。
還有，民愿意外出打工就打工了，土地就轉包給人家，出租給人家，因為它確權了，他不怕人家不認帳了。過去怕我出去了，把土地轉包給別人，將來就不承認了，我什么證明也沒有，我來收回就難了。萬一他是村干部，我更吃虧了。現在心定了，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了，這邊得到租金，那邊去打工，收入增加了。
我到嘉興市的一個市去看，舊房子都拆掉了，都蓋的四層樓的房子。我們問，你家里這么多房子？他說，我一樓的店面租給外鄉人開店，二樓給他們家住，我們家住三樓、四樓就夠了，收入就增加了。所以，這就是中國的農村發生的變化。
還告訴大家一個意料之外的消息，在嘉興、杭州等地調查的結果是這樣的，確權之前土地要丈量，土地丈量的結果發現耕地多了20%。耕地怎么會多20%呢？他們講是這樣的結果，當初30年前土地開始承包的時候，是好地一畝地算一畝地，壞地兩畝折算成一畝，經過30年農民的精耕細作，質量都提高了，所以這次確權一畝算一畝，這就是土地多了。
過去農民是用牛耕田，土地劃成一小塊一小塊的，有田埂，田埂刨掉不算地，現在農民都機械化了，農民用拖拉機耕地，用插秧機、收割機。所以，不要田埂了，全是一望無際的田。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土地一量就多了。還有一個原因，農民講，過去人們都有點私心，因為當時要繳土地稅，繳農業稅，因為要繳稅，所以少報一點，家家少報，一畝三分地就報一畝。
現在都不同了，農業稅都取消了，農民不繳農業稅了，它土地都按實報了。誰也不敢少報，你出租給人家，人家一畝三分地，你報一畝，那不是少收租金嗎？所以土地一查，多了20%。所有這些情況，看到農村在變化，中國的現代農業正在起來。
現在家庭農場制，我們走了幾個地方考察家庭農場制，農村雇人，不到外面打工了，農村需要勞動力，因為它全部是機械化了，然后還有管理方面，這就是中國的變化。中國的農業正在興起，這就為就業開辟了道路。
第五個問題，講中國現在發生的“錢荒”的問題，這可能很奇怪。中國的貨幣流通量并不少，按照M1、M2，量都是很大的。老百姓，特別是做生意的人、民營企業就感到找不到錢，“錢荒”。“錢荒”是什么原因？首先有兩個問題這里需要解釋。
第一個問題，中國正處在一個雙重轉型階段，一種轉型是發展轉型，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，叫發展轉型。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，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。這兩個轉型過程中，特別是農村對貨幣需要量是大的，因為過去跟貨幣沒有關系，實物制，沒有太大關系。現在他自己經營了。另外現在生產的東西全部賣掉，他要吃，比如他指定了要吃黑龍江的大米，他自己去買，他吃的菜也不自己種了。
而且在計劃體制下，中國的流通渠道不通暢，到處都是管制等等。這樣中國對貨幣流通量的需要量是大的，不是光靠經濟增長率、人口增長率就能夠計算出來中國合適的貨幣流量是多少，如果照這個算，都是小的，因為實際要比這個大，這就是中國的特點。
“錢荒”怎么來的呢？“錢荒”的根源還是在大量的國家投資，然后貸款是配套的，投資配套。這個信貸的主體是誰呢？是銀行。貸給誰呢？國有企業占大部分，民營企業得不到貸款，很少的貸款。貸款不來，下面的民營企業家，特別是比較小的民營企業家就慌了，因為手上沒有資金，資金鏈斷了，到哪兒借錢去？
所以，我們在廣東調查，幾乎他們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，用企業家的話叫“現金為王”，有現金都不怕了，所以家家都有超正常儲備，貨幣流通量根本不夠。從M1、M2公布的數字根本看不出來，這就是大家需要改變。
所以說，我們當前對“錢荒”的問題關鍵在哪里？就是貸款過分集中在國有企業當中，而銀行的可放款量就少了，民營企業得不到貸款，害怕資金鏈斷裂，他就超正常儲備。
最后一個問題，中國當前金融改革要點在哪里？中國是三個目標，一個是宏觀目標，一個是微觀目標，一個是結構性的目標，應該分三個目標來談。從宏觀的角度來談，中國金融業、銀行業應該走向市場化。利率市場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。利率市場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，因為自由放任對經濟是有害的。所以，宏觀上應該確定的是利率的市場化，也就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“讓市場在調節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”。
微觀的目標是兩個，一個微觀的目標就是銀行作為一個金融機構，作為一個微觀單位，它應該既有經濟效益，又有社會效益。經濟效益跟社會效益兩個效益的并重就是它的微觀目標。它不能只看一個，因為中國這個環境中一定要看到社會效益。
從結構性的目標來談，金融改革應該把重點從虛擬行業轉到實體經濟中來，因為實體經濟比例是最重要的，中國的產品要打入世界，必須有一個自主創新的過程，要幫助企業來實現這樣一個技術升級，產業升級的可能。
其次，在結構方面應該大、中、小銀行，分別以大、中、小企業作為服務對象，就是大銀行對大企業，中等銀行對中等企業，小銀行對小企業，但是所有的大中企業要為最底層的小企業\小微企業的貸款業務服務，這對大銀行算不上什么，這是表示全社會共同支持草根金融。
三個目標：宏觀目標，利率市場化；微觀目標，銀行兩個效益并重，經濟效益跟社會效益；結構目標，向實體經濟轉移它的重心，并且大中小都能得到照顧。此外，還應該加大政策性銀行，政策性銀行中國太少了，而且還弱。政策性銀行，比如說支持教育發展，你就成立教育銀行，它是一個政策性銀行。比如說我們講開發西部地區，有許多政策銀行可以做，所以政策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。
